比如孩子们上学路途艰险，需要修一条路或一座桥，但给孩子们配置的资源不到位，这种事情发生了多次，媒体也公布了，让人非常痛心。

一个地方的局部改革都如此缓慢，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决定》60条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重启改革的开端。

更关键的是，政治家必须敢于撼动那些对改革阳奉阴违的官员，否则难免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但同时，政治家的行为又会受到社会舆论和民众期待的影响，"政治家就是民众的一面镜子"，如果民众能告别"犬儒主义"，关注、支持、参与改革，那么改革就会少打一些折扣，国家就会多一分希望。政府部门不仅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2010年"两桶油"的利润轻松超过民企500强利润总和。"如今距三中全会已一个多月，重启改革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味道也逐渐显现。

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改革势头并未延续下去。以上海自贸区为例，上海自贸区公布的首份负面清单，被批评为没有任何突破，显示官员仍不愿真正放开，不信任市场的力量。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强劲的增长，中国的领导者们就没有足够的财政与金融资源来实现其宏伟的改革计划，也无法继续像2002-2008年间那样通过成立多个资产管理公司来消除金融体系的巨大坏账。

另一项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则是中国应对资源及能源使用征收更高赋税，这个改革的方向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资源、能源价格太便宜，污染太重，但推动这项改革的时机也不能说特别合适。地方政府不再按既有体制实施征地——土地一级开发——垄断性出让，而是与作为原土地权利人的城郊村村集体、村民谈判，政府无偿切走集体土地一个比例，部分作为基础设施用地，其余拍卖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征收比例视城中村实际情况（人口、密度、地价等）大致确定在30-50%之间。但是，要实施这些市场化改革，不仅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更需要确保选择正确的改革顺序是成功与否的关键。获得部分土地开发权的村集体与村民，直接发放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允许其在限定条件下进行开发。

（注：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代理主任。总体来看，中国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未来中国5-10年甚至更长时间稳定经济增长、并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寻求新的改革突破口。

这是因为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城市建设已在进行或将要进行，手上还有大量存量债务也要偿还，他们必然希望进一步垄断土地供应。上述改革还可以结合出租屋或房产税的收取，配合中央地方投资，为在相应地段建立和运营城市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弟全面入学融资，配合异地高考政策的改革，解决了农民工住房与子女就学、升学问题后，户籍改革就全面实现突破。即使这个措施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时间点选择上也可能是错误的。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强调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但房产税要全面开征，需要很多条件，尤其是在当前地方政府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充分公共安全、基本教育等公共服务，导致绝大部分城市购房居民不得不支付高额物业费雇佣保安保障小区安全，而同时城市房价又畸高的情况下，全面开征房产税并作为地方政府替代性税收来源，在短期是难以实现的。改革特别要讲究次序，也就是需要通过找到好的改革突破口，让上一个改革有利于后面一系列改革的进行。  过快推动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风险 许多学者，包括投资界人士，主张在中国金融体系推行快速市场化改革。可规定上述村民开发只能建设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出租房，或建设住房在一定时期内（如10-15年内）只能出租、不能出售，且需要交纳出租屋收入所得税或房产税。

因此，必须调整政策思路，主要是要在抑制房地产泡沫，但又要防止其崩盘的情况下，有效解决大量城市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永久定居的居住、教育融资问题。上述措施有助于流动人口子女实现城市公立学校就学，配合各省高考入学指标随就学儿童人数的调整，也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异地就学、升学的问题，从而实现户籍改革的突破。

税收减免可能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收益，并救活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企业，但这种措施却不会创造新的持续增长动力。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因此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共识，但系统性改革并不应该是一个面面俱到、全面同步推进的改革。

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助推改革，给改革者增加动力，让被改革者产生压力。这些措施不仅可以逐步消解城市房地产泡沫，让城市居民将其收入更多用于非住房消费，还可促进流动人口实现举家迁移，抑制城市中、低端劳动力工资的过快上涨。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确保了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并要求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从5万亿达到超过20万亿的规模。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也已超过收入增速，并且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未来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速不会下降。这个改革方案包含了很可能对支撑中国经济短期、中期乃至长期增长起到重大作用的两大方面：一是解除对仍由中央国企进行垄断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入管制，二是针对城乡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市场。

我认为，考虑到中国目前需要进行的各种改革所涉及利益格局复杂性及真正推行改革的所面临的难度，政府现在就应该在制定全局性的改革规划后，全力推动学术界乃至民间对一些重大政策改革问题进行深入的公共政策辩论。当然，这些行业的背后都有较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全力阻碍放开行业进入管制的改革。

但目前体制下，只有城市政府有权以城市发展为名从农民手中征地。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银行坏账增加，必然进一步大幅度收缩信贷，然后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也开始破裂，最终致使国有银行承受新一轮的巨额不良贷款。

目前中国经济的直接威胁是过度投资和缺乏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实现顺利转型。

比如，在能源、资源需求旺盛的前提下，如2005、2006年的时候推动这个改革，那就是可行也有利的。事实上，过早推行其中一些改革，存在着危及更广泛改革目标的风险。鉴于许多三线或四线城市本就岌岌可危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有理由相信财产税的实行有可能成为压垮这些地方房地产泡沫的最后一根稻草。另外一个措施是开征房产税。

更重要的是，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已无力再减免税收。有效的改革，需要政府和学术界非常扎实研究这个改革领域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深入考察改革后利益相关方的潜在损益，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对完善的利益补偿和激励机制，既向利益群体施加必须改革的压力，也给其足够经济激励来配合改革。

国际经验也同时表明，如果在这些行业解除进入管制的措施不当，就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如果仅仅是允许私营部门参股这些行业，而不是发放更多的牌照允许私营部门作为平等主体参与竞争，那么结果往往会是这些部门的产品服务质量没有提升，价格也没有降低，经济、就业增长亦无从谈起。另一个拥有显著增长潜力的产业部门则是土地与房地产部门。

其基本点，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让城市郊区农民给外来农民工盖房子，以此增加城市中低端住房供给，在化解当前中央房地产调控两难，有效推动增长的同时，逐渐消除房地产泡沫，并逐步为地方政府创造可持续的税基。但如果目前面对的是能源、原材料行业增长放缓及产能严重过剩，过快加税只会抑制增长，甚至导致国企为主的能源、原材料行业企业大批亏损乃至倒闭，迅速增加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

实际上，即使没有明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所导致的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外流，全球利率上升，中国政府也会因为过去信贷过分宽松而不得不收紧信贷，利率上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钱荒在未来会不断出现，利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可能加速中国房地产崩盘和金融危机的出现。当然，中央需要在商、住用地招、拍、挂出让的政策上进行相应调整，允许地方政府与原土地权利人（那些已获低价工业用地的制造业投资者）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收益分配谈判机制。前述两方面措施结合，就有助于消化目前中国严重过剩的钢铁、建材等房地产相关行业的过剩产能，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巨额存量债务。在经历了一年多不确定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政府准备推动全方位的经济改革。

  以正确的顺序进行合适的改革 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显著放缓，虽然政府不断微调政策，应该说，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经济硬着陆的实际风险。在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是一项宏大而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

而通过城市规划控制来控制开发节奏，上述改革也可避免改革措施对城市商品房房价造成过大冲击，但同时也对投机者释放炒作没有前途的信号，之后政府就可以全面取消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过快推进利率自由化只会提高利率，并迫使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批债务显性化为银行的不良贷款，而随着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影子银行风险，而不得不逐步收缩信贷，加上美国推出量化宽松而必然带来的全球利率上升，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会发现借款日益困难，而这必然进一步导致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出售更多的土地，促使资金不足的地产开发商清算住房库存。

政府负责相应地段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提供。而要想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想抑制资产泡沫、控制通胀率，所要实施的改革难度非常大，而改革空间却在日益缩小。